独家专访梯若尔:“本国优先”令人担忧 经济学应促进共同利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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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,技术的变革也将经济带入前所未有的拐点。第一财经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法国经济学家、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・梯若尔(Jean Tirole)。

梯若尔有法国“天才经济学家”之称,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,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。梯若尔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――博弈论、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上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

梯若尔最新出版的面向大众读者的经济学著作《共同利益经济学》(EconomicsforCommonGood)的中文版上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该书英文版也被第一财经选为2018年“年度英文金融书籍”。书中对包括气候变化、失业、金融监管、欧洲前景、数字化及其监管等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,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方案。

梯若尔在专访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,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,反对多边主义、本国优先(Moid’abord)的思潮占上风,这导致了包括贸易冲突、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,令全球经济进入一个“危险期”。

“多边主义”机制失灵

第一财经:能不能谈谈您对目前全球贸易格局的看法?全球贸易冲突将如何终结?

梯若尔: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是非常难的,正如我在《共同利益经济学》一书中所谈到的,经济学家更善于找出风险因素并给出解决方案,而不是预测,尽管他们经常被当做“预言家”。

这次我在上海参加一个论坛,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・萨金特就重申,贸易冲突不是一件好事。在自由贸易中,当然有受益者,但也有一些受损失的,应该对他们给予相应补偿,比如因为技术的变化而失去工作的人。但自由贸易整体还是有益的,因为自由贸易增加了企业的竞争,以及让企业更加专注自己的强项,这也让国家能够享受到全世界最好的东西。过去40年里,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是中国应得的,但中国也受惠于自由贸易。

在全球也有一些国家反对自由贸易,比如一些企业因为自由贸易而受到低价进口产品的竞争冲击,这令它们不得不诉诸关税或者进口份额等手段来保护自己。这就让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受到质疑。

但与此同时,我们又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互相依存的世界,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需要全球合作,不管是国际贸易、气候变化、税务还是科技公司,以及数据处理和隐私保护、贫困国家的发展等,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。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多边机制才能得到解决。但实际上,我们合作得还太少。甚至在政治上,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“阵营”(bloc)形成,企图施加某些区域的影响力。

我觉得很遗憾,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向着反多边主义的方向发展。在我看来现在是民粹主义,“本国优先”的思潮占上风。很多国家都推崇自我优先,比如美国优先、法国优先等,这种民粹主义的抬头我觉得是很可惜的,对世界也是很危险的,比如贸易冲突就让我们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比别人更强,这种现象是不好的。我们看到的这种反多边主义的倾向,不仅仅是特朗普,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效仿,强调主权优先,比如英国脱欧也是一样的思潮,这令人担忧。

第一财经:您认为今天WTO存在的意义是什么?

梯若尔:我们处于一个相互高度依存的世界,技术如果能够自由流动当然很好,能够让双方都获益。但现在的贸易冲突让各个国家都损失很大,而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容易滋生本土市场的垄断,这不利于创新。要鼓励创新,就要让更多的技术进来。而且由于技术封锁,会对供应链产生影响,这是更加深远的。

过去我们有WTO贸易摩擦争议的解决机制,这是很好的多边磋商机制,尽管它也并不完美,比如流程太长。可以举个例子,欧盟竞争专员反对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的合并,但两国政府都同意合并,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它们更好应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。但最后合并没有发生,欧盟的理由是如果两者合并,会在短期内诞生欧洲范围内的垄断,而针对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合并理由,欧盟的回应是,如果有贸易纠纷,那么企业应该诉之于WTO,这说明打破竞争的角色创造垄断不该成为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。我虽然没有研究这个个案,但直觉告诉我欧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,贸易争端还是应该向WTO申诉。同时,WTO也急需改革,尤其是要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。

第一财经:在多边主义的背景下,能否谈谈您的《共同利益经济学》这本著作?它也入选了“第一财经・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”。

梯若尔:2014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,很多普通人在恭喜我的同时,指出我写的内容过于“技术”,他们认为我应该更好地去分享我的经济学理论。于是我意识到给公众写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是我的责任,因为经济学就是应该让更广泛的公众能够获得,而不是仅限于企业领导者或者政府的监管部门。我希望能够分享我一直以来相信的一个观点,就是经济学能成为一种促进共同利益的力量,让世界变得更好。如果使用好了,经济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,经济学还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这本书传递了一种“正能量”。

我在书的第二部分,写到如何使用经济学的观点对一些更加广泛的话题带来解决方案,比如平台经济、气候变化、金融危机、失业等。而第一部分更多讲述了经济学家的职业,以及这个职业今天所发生的变化,对很多人来讲太艰深了。

科技巨头“数字税”怎么征?

第一财经:北约峰会上欧洲重申了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征税,您怎么看?

梯若尔:税务系统是一个全球合作很好的例子,有效的税务体系需要全球的合作,我们生存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,需要达成关于税务体系的协议,否则每个国家自己做自己的,无法共享信息资源。以“数字税”为例,现在法国的方案是“数字税”是要按照企业的营收比例来定的,但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是按照利润比例,否则亏损企业也需要缴税这不合理。所以我主张全球重拾这种合作的体系。

但对科技公司的征税并不容易。拿谷歌在法国的业务为例,谷歌在法国对终端用户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,但对广告商是收费的,但广告商的最终目标又是法国的终端用户,谷歌的欧洲总部又是在爱尔兰,所以这种“双面性”(Biface)就增加了对谷歌征税的难度。

其次,公司税也很难去申报,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全球大公司,它们选择在税率低的地方注册。由于它们的业务越来越涉及无形资产,比如专利和数据,因此这就更增加了征税的难度,这再一次需要全球合作。

第一财经:目前欧洲已经就对科技公司征收“数字税”达成一致了吗?

梯若尔:现在法国和英国已经计划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FAAG(Facebook、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)征收“数字税”,虽然我认为目前推出的方案可能不是最有效的,但我们称之为“Thirdbest”,也就是说,欧洲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举动,把美国“按上”谈判桌。这看似是一种“单边”的措施,但实际上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,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。

但是要在欧盟层面达成税收的一致,必须要28个国家一致同意。这是不太可能的。我们有史为鉴,碳排放税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所以欧洲在税务体系上并不出色。我们有其他的强项,比如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体系等。我个人是非常亲欧洲的,将欧洲利益置于法国之上,但也很可惜,现在这并不是主流趋势,显得有点“精英主义”,人民看不到作为欧洲人的好处。

但我认为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,来面对美国科技巨头、面对中国会令我们更有优势。但这种欧洲化的思潮仅短暂存在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人们渐渐忘记了历史。不可否认,现在欧洲的影响力正在削弱,取而代之的是民粹主义,我们逐渐丢失了“欧洲精神”,但我希望这种精神可以早日回归。

法国就业改革是“顽疾”

第一财经:法国总统马克龙是一位“欧洲先生”,他能改变现状吗?

梯若尔:马克龙确实致力于把欧洲团结起来,当他总统竞选成功的那天,从卢浮宫走来,你可以注意到放的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曲目,这是非常欧洲的音乐,也象征着他对欧洲的承诺,是一种暗示。

但非常难说他是否能改变现状,尤其是考虑到法国本土的现状,游行不断。马克龙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,但他的计划都没有建立起来,还需要向更具竞争力经济和失业率更低的就业市场过渡。

退休制度改革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法国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设下目标,公共部门的退休金要实现平等,现在有不同的体制,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悬殊较大;此外,法国的退休金赤字也是问题,法国现在退休金都有100亿欧元的赤字,很快就会达到200亿欧元。

那么怎么去填补这么大的赤字?我们无法向在职劳动力提高征税,因为法国的税收已是欧洲最高的之一了,税负达到50%至60%;我们也不能降低退休金,这样又会引起不满,现在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延长工作年限。因为法国的退休年龄比其他欧洲国家要早,但法国人还是不愿意,所以现在非常难。法国退休制度改革是个顽疾。

16年前,我曾与法国经济学家OlivierBlanchard写过一份关于法国就业市场的报告,报告中就提到法国需要让就业市场“正常化”,目前法国的就业合同要么太长期,对雇员过分保护;要么太短期,一下子就会导致失业潮。而且法国的用人成本太高,需要缴纳很多保障金。

为了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,我们当时就建议法国采取“奖惩制度”体系(bonusmalus),也就是如果企业要解雇更多的雇员,那么就需缴纳更多的社会保障金。在马克龙的竞选中,他就承诺会采用这种奖惩机制进行就业改革,法国还有很多改革需要做。

第一财经:现在欧洲已经进入了负利率时代,您认为应该如何走出负利率?

梯若尔: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“无现金”的社会,尤其是中国和瑞典已经接近了这种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进入负利率变得更加容易,因为最终要摆脱负利率是要靠我们拿着手里的纸币,这些纸币没有利率,只是保留其名义汇率而已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无现金社会与负利率是有关联的。

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摆脱负利率呢?因为金融危机,各国央行都降低汇率,向经济实体注入很大的流动性,这些当然都没有错,但是同时也产生了问题。因为当利率下降时,人们希望能有更高的回报率,那么就会去寻找一些更有风险的存款渠道,所以低利率助长了泡沫。我曾在学生时代就研究泡沫。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放任低利率,因为当利率维持低位时,国家债务不会急剧上升,但如果有一天利率突然升高了,就会让公共债务急剧上升,我们在欧洲和日本已经看到了相应的例子。

防止加密货币“骗局”

第一财经:Facebook这些科技公司计划推出加密货币,您赞同吗?

梯若尔:我是加密货币的反对者,理由如下:首先,加密货币是泡沫。人们对比特币已经失去信心了。比特币并没有价值,而且比特币成为了一种不稳定的货币。尽管黄金也是一种泡沫,因为它的实际价格要远高于工业用途的价值。其次,人们还没有解决加密货币的“共识机制”。那些挖矿的人在能源和服务器上花费大量的资金,就是为了最先开发出算法来获取新的比特币,造成了大量资金的浪费。第三个原因是比特币很大程度上都是用于避税、洗钱等犯罪活动,这导致了更大的问题。第四,针对Libra或者其他加密货币,要制定货币政策或者实施资本管制是非常困难的,尤其是当类似于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。

相对而言,主权货币,比如美元、人民币和欧元这些货币的运行都相对完善,通胀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Libra是一种私人货币,和比特币又有不同,它被认为是稳定的货币,也就是价值是有保障的,只是我们要对它的保障资金密切关注。而从另一个加密货币泰达币(Tether)来看,Tether也称自己是稳定货币,与美元挂钩,但其实不然。所以我认为对于Libra同样应该采取非常谨慎的监管,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骗局。

第一财经:中国央行也在研究数字货币,您怎么看?

梯若尔:不仅仅是中国央行,很多央行都在研究。但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伴随区块链技术而生的官方的货币,像Libra这样的非官方加密货币技术的发展更像是一种对全球央行的提醒,让它们也去做一些有用的技术变革。但这当中也有一些辩论,比如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只能用于银行的金融系统,还是对每个人的个人账户都开放。

同时,区块链技术也分不同种类。比如围绕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是开放的,也有一些区块链技术只有在系统认证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运作,比如央行可以给一些银行授权使用这种数字货币系统。

中国企业“出海”的挑战

第一财经:您对电信市场的竞争也有研究,华为现在无法正常参与到美国的竞争当中,您如何看?

梯若尔:我虽然没有特别研究华为的案例,但美国如果出于贸易保护的理由禁止华为,这个论证对美国是不利的,保护主义总是藏在其他借口背后。

第一财经:您能否预测一下明年全球经济的风险?

梯若尔:首先我们需要走出这场贸易冲突,这是最关键的。美国不仅向中国,也向欧洲发起征税,所有人都将受损害。但一些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,比如法国相比德国而言,因为出口敞口本来就小,所以影响有限。但美国总统是一个极端反对多边主义的人,只要他在,多边主义就很难进行。这也对金融、银行监管等领域造成了很多问题,不仅是贸易,还有气候变化、地缘政治,非常难。但就像我说的这是全球的趋势,所以非常危险,人们忘掉了历史。欧洲又不是一个声音,而美国很会找同盟,总是试图利用欧洲的不同声音。

其次,低利率也是风险之一。

最后是气候变化问题。气候谈判重新回归全球经济的重要议题,但再次证明了多边主义的失败。我们在1992年的里约峰会时就已经制定了相关协议,不过近30年来我们并没有做得更多。

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各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上,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,地球正在受到威胁。我主张继续推进碳排放税,而且需要制定足够高的价格来敦促国家和企业做出足够多的努力,把那些高污染的东西尽快去除,并且鼓励绿色创新。绿色创新的潜力是很大的,但很多时候初创公司会认为缺乏创新的动力,因为只有在碳排放税到了一定的价格,它们的创新才能体现价值,才能向银行借贷。

事实上,碳排放税已经产生了作用,哪怕是在英国这样的碳税并不高的地方,也对治理污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,英国已经用天然气替代了一定比例的碳能源,虽然还是有污染,但排放能够减半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,各国需要采取合作高效的态度,面对子孙后代的未来,我们不应该采取自私自利的态度。